4月22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举办2015年度第一期战略哲学学科论坛。论坛主题，是在充分肯定“一带一路”战略之积极意义的前提下，着重从战略哲学角度探讨“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遇到的风险，目的在于积极主动地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姚有志少将、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王卫星少将、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主任黄艺少将、云南省副省长高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悦、国家铁路局副局长朱望瑜等，参加了论坛。论坛由中央党校战略哲学学科带头人段培君教授主持。
姚有志少将认为，未来“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风险，既有来自大国的博弈，也有来自其他地区性强国的利益矛盾；既有传统风险，也有非传统风险。在威胁方式上，既有地区性冲突，也有相关国家的内战。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外安全问题诱因也很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因此，必须正确评估不同地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因素，细化对一些地区未来局势的风险评估，避免在涉及大国利益的神经中枢上产生直接冲突。要坚持不排斥、不曲求，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要在大国的神经中枢上争高低，必要时可视情在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与其开展一些选择性合作，以减抑其战略猜疑，稀释其对抗动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王卫星少将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涉及亚欧非65个国家（含中国）44亿人口，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交汇桥梁。准确把握其战略定位，应超越认知局限，确立三种视角：一是超越狭隘的“局域”思维，确立“举国战略”的视角；二是超越简单的“点线”思维，确立“地区战略”的视角；三是超越单纯的经济、文化维度，确立“长期综合战略”的视角。
黄艺少将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面临全球化的系统性应对问题。我国在军事性质的“国防安全”、执法性质的“边境防控”，以及公共性质的“灾害防范”等方面，将会承受相关风险，应当积极研究对策。
高峰副省长认为，云南在地理上处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位置，应当根据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早做部署和研究。云南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抓住机遇，找准位置，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云南的外向发展。云南除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加快经济上的互联互通，还要打好“文化牌”，通过云南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民族与宗教文化纽带，加强文化上的互联互通。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改善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的舆论生态。
胡悦副主任提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风险与对策意义重大。不能以为国家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企业只要“走出去”就可以盈利，需要避免盲目乐观。特别是要对沿线的经济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和民族宗教冲突引发的经济风险进行系统研究，避免企业盲目投资而产生损失。当前国内对“一带一路”高唱赞歌的多，风险评估的少，算计盈利的多，估算损失的少。各地区30多个城市自我宣布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希望争政策、抓资源、抢先机，对此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的“一把手”加强培训，树立风险意识，长期经营、深耕细作，严防盲目乐观、操之过急、一哄而上。
朱望瑜副局长认为，应当积极利用现有国际机制，维护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拓展。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和构建，如WTO、G7、APEC、IMF、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10+1）等，充分运用参与各种首脑峰会、高层论坛等机会向国际社会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利用国际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和程序安排来体现中国的利益，逐步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国家发展和安全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最后，段培君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认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要具有底线思维。“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风险，从空间看，是“一大一小”。“一大”，指的是来自大国之间博弈所产生的风险；“一小”，指的是来自沿路沿带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能蕴藏的地区性风险，如政治、外交、恐怖活动和宗教方面的风险。从逻辑类型看，有投资方面的经济风险，有外交等利益关系方面的政治风险，有应对恐怖活动等方面的军事风险，也有各种经济机构如亚投行制定规则方面的制度风险。这些风险如果评估和处置失当，各类风险累积震荡，将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因此，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进行风险评估和对策研究，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保证。我们需要从战略哲学和战略学的角度对上述风险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进一步作出科学评估，并提出化解风险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