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考研重点笔记

第一章 绪 论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
——斯坦利•霍夫曼：《战争的状态》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会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国际关系太重要了，以至不能忽视它；然而，国际关系又太复杂了，以至难以一下子掌握它。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研究基点
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IT)，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是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理论”一词源于希腊语“θεωρω”，意指“to look at”(看、视为、判断、思考或审视)①。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视为“知”(knowing)，而非“做”(doing)。休谟曾依此提出三种基本的求“知”手段：演绎推理、实证知理和价值判断②。
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劝告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生不应被“理论”一词所吓住，他俩认为，“理论只是对现象系统的反映，旨在说明这些现象，并显示它们是如何相互密切联系的。”③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关于“什么是理论”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表述： 
——理论“代表取向”，是“概念框架”，甚至*盖“分析技巧”④。
——理论是一种思维的“象征性构建”，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设、定义、法则、观点和原理”⑤。
——理论是“组合事实的框架”，“认可和遴选事实的模式”，“加工知识原料的手段”；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思维抽象”，呈现出“选择、分类、排列、简化、推理、归纳、概括或综合的过程”⑥。
——安纳托尔•拉普波特在研究“理论”时，特意指出其四层含义：(1)在特定条件下，研究并证实关于现实世界的原理、定理或法则；(2)提炼直观概念，以形成对事物的客观认识；(3)在社会科学领域，应依据历史政治事件理解人们行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4)在规范意义上，政治理论的应用往往倾向于研究“应该如何”(what ought to be)。
——肯尼思•华尔兹在他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写“法则与理论”问题，阐述理沦的定义、建构和检验。华尔兹强调，法则与理论的关系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他据此提出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定义： 
第一，理论是“一组组关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②。
第二，理论不仅是法则，而且还是“说明法则的道理和观点”③。
由此，华尔兹提出，理论不同于法则，“理论说明法则”。法则是“抽象的事物，理论是说明、解释法则的思维过程”；法则是静态的，理论是动态的，理论伴随着从“是或否”问题(a yes-o-no question)到“如何和多少”问题(a how-and-much question)的变化。华尔兹指出，他个人选取第二个定义。④ 
关于如何建构理论，华尔兹强调，理论“必须从客观现实中加以抽象提炼，而将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放在一边”⑤。“理论确实可以反映和解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理论的构建是“创造性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1)分离；(2)联系；(3)抽象；(4)理性⑥。华尔兹认为，第一和第二两个特点尤为重要。“将一个领域从别的领域分离出来，是构建理论的一个前提。”⑦理论意在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并进而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表明“什么与什么相关联，以及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⑧。
华尔兹以构建国际政治学为例，进一步阐明理论形成的要点：首先，国际政治学研究者应接近国际关系的现实，不断增加研究国际问题的实证内容；其次，在整个过程中应视国际政治学为一个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研究领域；然后，应努力去发现该领域的原理和规则，并寻找能说这些已发现的原理和规则的途径。① 
在关于构建理论的讨论中，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斯坦利•霍夫曼认为，理论构建的优劣，一方面决定于科学取向的程度，这包括指定性假设、解释性法则和方法论运用三要素；另一方面与应用目标达到的程度有关，这又包括哲学分析、实证方法和政策取向三要素②。科学范式“开先河”者托马斯•科恩提出理论的“使用价值”问题。他认为，要构建理论需要掌握集成和处理数据与事实的科学手段，还需要确定选择和分析的科学标准③。
在讨论理论的定义和构建后，需提及的另一问题是理论的功能问题。戴维•辛格认为，理论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实证概括的分析整体，它拥有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功能④。罗伯特•利珀等也指出理论的这三大功能⑤
第一，描述。理论必须确切地描述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
第二，解释。理论应对说明这些事件发生的因果，说明“行为规律”和进行“评估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体系里，理论解释事物的“连续性、反复性和规律性”⑥。
第三，预测。理论还应对事件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针对在这个问题上“易产生的误解”，利珀指出，一般来说，是预测“事物发展和结果发生的模式或总趋势，是事物的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果要求理论能预测所有具体事件的发生，就会造成不可克服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困难”。关于对理论的预测作用的这一客观分析，我们在本书后面还会加以讨论。
最后，在讨论“什么是理论”时，自然会引出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和理论与历史的关系。
理论与哲学
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在新版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指出理论的“科学哲学”问题①，强调理论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哲学的德语为Wissenschaft，意指一种特殊的“科学”②，它*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哲学基础”既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解释，又源于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表现为“政治分析、规范研究、科学证实”。理论含有的“哲学内核”往往表现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升华，同样地，哲学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内动力和科学基础。“理论”甚至被视为“哲学”的对等词，理论即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组内部相互联系的概念、假设和原理”③。在所有的学科中，哲学体现了“最普遍、最基本、最抽象、最原始的道理”④，寻求理论、构建理论离不开哲学。“哲理”是哲学和理论的统一，理论也是哲理。哲学是研究理论的科学基础。
西方学者在研究理论时注意到哲学基础，这是值得称道的。但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度和分析力度，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列主义关于哲学与理论关系的论述中，有三点尤为重要：
第一，与理论一样，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⑤ 
第二，科学地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存在与思维。恩格斯就曾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问题。”⑥这一关系也是理论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它涉及的具体方面是：人们的思想与客观世界有何关系?人们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识(表象、概念、理论)如何反映现实世界? 
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是理论研究的有力武器。马列主义认为，人类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①我们常说的“政治哲学”即为唯物主义哲学。掌握政治哲学对研究理论，包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关键的意义。
理论与历史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历史与理论有区别，但两者关系密不可分。雷蒙•阿隆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理论的实质是历史。1993年，约瑟夫•奈把他在哈佛大学的讲稿整理成书，题为《国际冲突研究》，他加了一个有意思的副标题：“理论与历史简论”。约瑟夫•奈认为，研究国际问题，仅仅理论或者仅仅历史都是不够的，需要“理论与历史”的互联和互动。把理论隔离于现实之外，或以抽象的理论取代现实，都是错误的；把国际关系史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也是片面的。国际关系史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但国际关系史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赖以提炼升华为理论的原始材料和现实基础。约瑟夫•奈强调：“只有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上述错误。”他还建议加强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②。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③历史伟人站在时代高峰所作出的深邃概括，如今读来仍是铿锵有力，人木三分! 
要处理好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必须把握住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理论的基础。
第二，理论是一种思维的科学，其本质是历史。
第三，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学术理论或社科理论服务于历史实践，并接受现实历史的检验。
在长期研究国际关系过程中，不少西方学者以求真求实求知的认真态度，努力探索科学的理论。罗伯特•利珀就提出“建立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他指出：“不言而喻，在探究国际关系时，需要建立科学的大理论体系。”①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曾为此作过努力。然而，西方学者探索理论的道路是艰辛的，由于在理论与哲学、理论与历史结合上的偏颇和世界观、认识论的局限，他们构建科学理论的努力往往暴露出明显的弱点。本书将依据这一特点，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进行比较系统客观的回顾和评述。